北京治疗白癜风哪个医院安全 https://wapyyk.39.net/bj/zonghe/89ac7.html
编者按：
千秋大业，教育为本。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薪火相传，依靠的就是源远流长的教育恩泽。在教育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用一腔教育情怀，肩负起开启民智、传承文明的神圣使命；承载着千万家庭的希望和梦想。他们闪闪发光的教育情愫，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让我们记住这些湘阴人——为教育殚精竭虑的人。
周式：岳麓书院首任山长岳麓书院历史上，有据可考的山长（院长）有55位。他们大多是著名学者和优秀教育家，对书院的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周式画像。周式，湖南湘阴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首任山长，因品学兼优，诲人不倦而著名。宋开宝五年（97）潭州太守朱洞筹资建造了岳麓书院，特聘周式为岳麓书院首任山长。宋真宗赵恒因赏识周式才学而召见他，册封他为国子监主簿。在周式的精心经营下，岳麓书院学生由60多人增至数百人，开启湖湘一脉浓厚学风。周式故后，乡贤云集追悼。在岳麓书院文昌阁左侧，有座“六君子堂”，堂内合祀着宋朝创建和重修该院的六位先贤，他们是：周式、朱洞、李允则、刘鳌、刘珙、潘田寺。岳麓书院文昌阁左侧六君子堂。
唐代始，凡山中学舍称“书院”，其主讲并总管者称“山长”。直至清末，改书院为学堂，山长之制始废。作为山长的周式，为办好岳麓书院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周式出于对教育的执着和热忱，在当时书院办学条件和地位都不如官学的情况下，欣然受命担任岳麓书院山长，聚徒讲学。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将自己经学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深得世人的尊敬。随着书院名气的增大，求读生徒越来越多。周式便请求地方官府拨款扩建书院，招纳不能进入官学的青年才俊为徒。经数年发展，学院形成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部分，学生由建院之初的60余人增至多人，超过了当时官学国子监的规模。 大中祥符八年(年)，宋真宗慕名召见周式，欲封为国子监主簿，留皇宫主讲，周式婉言辞谢，回书院讲学如初。离开皇宫时，宋真宗赐对衣鞍马、内府书籍，并题赐“岳麓书院”匾额。自此，岳麓书院开始名闻天下，后与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江苏睢阳书院，并称天下“四大书院”。书院规模扩大后，周式为书院制定了明确的办学方针、缜密的教学计划和规章制度，建立了严密的施教系统，使书院的管理日趋规范。 在讲学之余，周式还十分注重经学研究。他积极研究御赐宫中秘阁藏书的要旨，探求经学要义，撰著了《毛诗笺传辨误》8卷、《论语集解辨惑》10卷、《拾遗》1卷等作品，被明《楚宝》作者周圣楷称为“真儒”“不愧正学”的经学家。可惜其著作多已失传。“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悬挂在书院大门两旁的这副对联，的确道出了岳麓书院人才辈出的事实。纵观历史，早在北宋，山长周式便“教授数百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培养出了一批“岳麓巨子”。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朱熹不以千里为遥，专程至此论学。明清至民国初期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黄金时期，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魏源，叱咤历史的风云人物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曾国荃、刘长佑，革命志士和先驱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纷纷从岳麓书院走向社会，为中国历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左宗棠：职业教育拓荒者左宗棠雕像。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晚清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名副其实的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左宗棠生于年湖南湘阴的一个穷苦家庭。4岁随祖父在书塾读书，5岁随父亲到长沙读书，9岁学做八股文，14岁湘阴县试名列第一，15岁长沙府试名列第二，16岁家遭不幸，父母双亡，孤单无助地踏进社会。年到年，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去醴陵县的渌江书院主持教学。兴教劝学是左宗棠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非常重视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传统封建教育。他在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以宋儒朱熹所编纂的儿童教育课本《小学》为基本教材，从中“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他在师行所到之处，均以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为己任。中国职业学校教育始于同治五年，最早由左宗棠在福州船政学堂实施，初称“实业教育”，年改称“职业教育”。左宗棠能以超前意识在道光十九年（9年）即注意对“海国故事”探赜索隐，且于战发后与其师贺熙龄（字庶农，湖南善化人）讨论战守机宜，主张“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同治五年（年），他在林则徐的“桑梓之邦”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实现了林氏仿造外国船舰的愿望。左宗棠确实汲纳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精髓，且予以弘扬光大。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同时，创办“求是堂艺局”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对中国近代化教育起到了披蓁辟路的作用。左宗棠将艺局冠以“求是”二字，恰是他多年主张学以致用、奉行实事求是思想的反映。他专门拟定了《艺局章程》，对学制、规章制度、管理体制和培养目标及待遇等问题分为8条做了详细规定，对船政局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在福州设立正谊书院，重新校刊儒家典籍百数十卷，以这些儒学著述为书院的教材。他在陕、甘等地注意恢复和新建一些“义学”，主张以《小学》来灌输“入塾童子”。左宗棠还“设局鄂省，影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布各府厅州县”。坐落于兰大二院院内的甘肃举院主体建筑——至公堂。
甘肃举院是在左宗棠大体平定西北战乱后，为恢复经济、凝聚西北人心、重振西北文脉而修建的。就甘肃举院的应试考生而言，不仅仅局限于今天的甘肃一地，而且涵盖了今天新疆东部、宁夏、青海，可以说，甘肃举院是这一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也是最高学问殿堂。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反映，甘肃各地考生要到陕西三原参加考试，路途遥远，许多学生要提前半年出发，即便这样，由于路途遥远，花费甚巨，仍有大批学生不能参加陕西三原的陕甘乡试。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陕甘分省已有两百年，但甘肃考生一直在陕西赴考。甘肃举院修建之前，有人参加陕甘乡试，而甘肃学子仅人。甘肃举院建成后的首次甘肃乡试，有人参加。左宗棠向朝廷上书，第二年，朝廷批准左宗棠《奏请陕甘分闱疏》。拿到朝廷的批文，选址和经费成为两大难题，当时捐得50万两白银兴建甘肃举院。可以这样说，甘肃举院的建成，是继明初大移民，甘肃本土文化兴盛之后的又一个高潮。而且，由于陕甘分闱，甘肃乡试、新建甘肃举院为甘肃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废除科举制度后，这里依旧是甘肃接受近现代教育的大本营和发祥地。左宗棠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除了尊崇儒学振兴传统教育外，还顺应洋务运动的潮流，看到西方文化的长处，取之于西方用于中国，积极倡导新式教育。他的教育实践活动体现了他的教育观，为职业教育及西北地区教育，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方向并奠定一定的基础。左宗棠非常重视教育，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批判旧学，倡导实学；学习西方，培育新才；劝教敬学，以固边疆；重视家教，严教子女。他的教育思想最突出的就是经世致用，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有卓越贡献。郭嵩焘：学习西方图自强郭嵩焘照片。郭嵩焘，晚清首任驻外公使、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走向世界的先驱者。8年，他出生在湖南湘阴，湘阴在清代属于长沙府，郭嵩焘“进学”后，到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更跟抱负有关，郭嵩焘临终前作《枕上诗》，说他们“笑谈都与圣贤邻”，当然就是要比肩圣贤。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见识了英国炮舰在宁波定海一带的攻击，意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由此发愿考察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撰著《绥边徵实》。年，郭嵩焘中进士。他科举出身，却倡导西学；他属于士大夫阶级的上层，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却成为一个被封建士大夫“聚诃从骂”的角色。他人生坎坷，但思想超前。作为他思想中的重要部分——教育思想，也比当代人高瞻远瞩，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思想解放的寂寞先驱。在对近代中西文化教育的比较借鉴中，洞察到了教育在提高民族素质以及一个国家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他不畏清议，极力主张经世致用，“用夷变夏”，全方位效法泰西，用“实学”取代“虚学”。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先驱者地位是无法抹煞的。郭嵩焘教育思想的精髓是学习西方教育，以图自强，这可从他对教育地位、教育改革、教学教法、留学教育等几个方面的认识中反映出来。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于当时，而且惠及后世。清光绪年间，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出使英、法。在任两年间，他除主持外交事务外，还十分关心留欧学生，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留学生工作的有益设想。郭嵩焘于年底从国内出发，次年初抵达伦敦，开始了短暂的外交生涯。几乎与此同时，李鸿章与沈葆桢联合奏派的福建船政局生徒30人也于年1月从国内启程，于3月间到达欧洲，分赴英、法两国学习海军驾驶和制造。为了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清政府特地选派李凤苞和法国人日意格充任华洋监督。郭嵩焘作为首任驻外公使，尽管公务繁忙，交涉甚多，况国内已派定华洋两员留学生专监，但他对留学生工作仍十分关心。早在留欧学生尚未抵英之前，郭嵩焘就以驻英公使身份与英多方筹商留学事宜。待到留学生抵达英法之后，他更是异常重视。其一，过问留学生的学习情况。逢有余暇，郭嵩焘便邀请留学生到使馆来，留学生也时常来访，他们或同叙、或会饮、或郊游、或参观，气氛甚为融洽；其二，检阅留学生日记。郭嵩焘不但自己坚持写日记，还督促留学生记日记，嘱其将接触到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事物随时笔录在册。严复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启蒙者的生涯，从与郭嵩焘的交往中开始。严复在郭嵩焘作为英国公使时，由福建船政学堂派往英国留学，年，郭嵩焘在与那批留学生的交往中，发现严复的见识，尤其是关于中西方文明的见识最好，如果让他仅仅学一些造舰驾船的知识，回国后管带一船，会是大材小用，他希望严复能对于西方文明有更多的认知和了解，学成后可以为国家办理外交事务，为沟通西方作出更多贡献，于是设法延长了严复在英国的留学时间。严复日后在启蒙事业上的作为，证明郭嵩焘对于他的赏识绝非出于私心与偏爱，也延伸了郭嵩焘对于西方的开通视野。郭嵩焘和严复这一老一少，年龄相差近40岁，身份悬殊，但由于有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共同理想，他们走到了一起，成为忘年之交。对于派遣留学生，郭嵩焘一向甚为赞赏，认为“出洋就学益多”。但同时他又指出，在留学生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纰漏。郭嵩焘注意到，当时在英的中国留学生不过十几人，并且全是学习海军。而东邻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足有二百余人。郭嵩焘认为推行西法，关键在于要有通西学、行西法的实用人才。为了培养新式人才，他建议更多地向西洋派遣留学生。郭嵩焘关于留学生工作的种种设想和建议，总体上受其对外开放思想的影响并成为其中之一部分。由于郭嵩焘英法公使任期短暂，且不是留学生专监，所起作用有限，但他对留学生工作极为重视的态度和他的一些可贵设想无疑会影响到其他有关人员，对于清政府进一步完善留学政策、培养有用人才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陈炳焕：一中城北创始人陈炳焕（—），字树藩，湘阴县金龙镇人。曾任湖北游历官、湖南留日学生监督、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奉天图书馆馆长等职。湖南光复后，被任为湖南财政司长和国税厅长。年出任国民党湖南支部会计主任。年陈炳焕、唐镜群夫妇全家合影。
陈炳焕遵父命，少年时在家乡界头铺（今金龙镇）经办药店。“年十八乃读书，通经史，有大志”。光绪五年(年)，著名的洋务运动思想家、清朝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辞官回湘。其时，湖南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对郭嵩焘多方攻讦，但陈炳焕却登门求教。在交往之中，他受到郭的赏识。光绪九年()，中法战争爆发，陈炳焕徒步千里奔赴广西前线参加抗法战争。次年战争结束，他回到家乡，“益肆力于学”。后游学于省城各书院，屡试获优，补为廪贡生。0年被保送入武昌两湖书院，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赞赏，在两湖书院肄业，即以湖北游历官之身份派往日本考察政治。回国后，担任两湖大学堂教习。通过在日本的考察，陈炳焕认为强国需要大批人才，而人才需要学校培养，从而产生教育强国的思想。光绪三十年(4)，他归国回湘，与黄兴一同任教于长沙明德学堂，任日文教员，复于次年担任湖南省学务处参议、湘阴中学堂监督、湘阴劝学所总理。他根据清政府颁布的章程，历经艰辛，成立湘阴县学务公所，并以原仰高书院创办了湘阴县立高等小学堂，后又出任新创办的湘阴驻省中学堂监督。这两所学堂均为湘阴县最早的近代新式学校，陈炳焕作为其主要创办人，因而被誉为湘阴新学的始创人。湘阴所创办的学校分别为现在的城北学校和湘阴一中。光绪三十一年(5)，陈炳焕改任湖南省中路师范学堂（今第一师范学院）监督。他本着兴教育、开民智的宗旨，在校内增开“优师班”。是年，清政府学部成立“日本留学生管理处”，委派他赴日本，任湖南留日学生监督。陈炳焕回国以后在职两年，他从筹划、设计到主持图书馆修建，直到开馆，全都亲自办理，使建馆开馆事宜顺利完成。在此期间，他曾在上海募集图书种、9册，又亲赴两湖，购买了中国新旧书籍数千种、东文书数千种、西文书数百种，从而奠定了奉天图书馆的藏书基础。陈炳焕为开创东北地区第一所近代公共图书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光绪三十四年(8)，清政府颁布上谕，着各省举办咨议局。次年10月，湖南省咨议局成立，谭延闿为咨议局议长，陈炳焕被选为议员。是月初，他从奉天回湘到职，后选为审议会委员长、常驻议员、副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首领人物之一。担任湖南省咨议局副议长。陈炳焕对革命抱以同情，其子侄陈嘉会、陈嘉祐、陈嘉任等六人，在他的影响下均加入同盟会，走上反清革命道路。而此时清政府假立宪的面目彻底暴露，陈炳焕亦义无反顾，转向革命。民国成立之初，主持全省财税工作后，陈炳焕以强烈的爱国情怀，积极参与军政策划，编制都督府治事条规；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保证革命战争的需求。为民国初年湖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积极筹措经费。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黄兴号召“振兴实业”，全国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民初湖南的教育事业发展甚为迅速。年，湖南各类学校由清末的所猛增至所，学生由人增加到人，年出支经费元。年，他加入同盟会。是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湖南于9月成立国民党支部，谭延闿任支部长，陈炳焕任会计长。3年3月3日，他与宋教仁、龙璋等发起成立“湖南各团筹边会”。未久，宋教仁在上海被刺，陈炳焕响应孙中山、黄兴号召，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遭到通缉，乃于5月离湘赴沪。年，谭延闿第三次主持省政，陈炳焕回湘出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连年以来，时局动荡，他历尽辛劳，积劳成疾，旋因疾病加剧，于1月1日获准辞职，于1月日在长沙藩正街寓所去世，享年61岁。年元月4日，湖南省政府特地举行隆重葬礼，将其遗体安葬于长沙县雷车岭石塘湾（今望城区桥驿下湾村雷冲岭）。范源濂：高等教育奠基人范源濂照片。范源濂(-)，字静生，年生于湖南湘阴。他幼年入私塾，在父亲的亲自教导下课读，后父亲病逝，家境贫寒，全靠母亲做针线活糊口，他和弟弟范旭东也做些杂活添补家用。由于贫困，范源濂愤世嫉俗，学习勤奋，很有上进心。17岁时，在舅父的资助下，他入清泉学校学习，两年后回家乡任塾师。年，范源濂辞去教职，到长沙时务学堂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当时梁启超任学堂总教习，范源濂很快便接受了康梁的维新思想，成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停办，范源濂也受到官府追捕，与唐才常一起逃到上海，入南洋公学学习。年9月，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大同高等学校，继续培养维新变法人才。范源濂与蔡锷应邀东渡日本，就读于大同学校，随后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不久，他参加了林述唐和蔡锷在东京创办的私人留学团体。同年秋，唐才常在汉口以自立军举义反清，范源濂回长沙准备参加，不幸唐才常在汉口被捕，范源濂急忙偕其弟范旭东潜回东京，随后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学习。3年，范源濂与曹汝霖等人一起，在日本东京开设速成法政科和师范班，分别担任两校的译员；次年，他返回湖南，招募0名女生入东京实践女学校，开中国女生留学之先河；5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学部拟设立法政学堂，聘请日本人主教，任命范源濂为学部主事；9年6月，清政府以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设立游美留学服务处，范源濂代表学部担任会办；0年冬，他被清政府任命为学部参事，参与制定学制及学校章程；1年月，清华学堂正式成立，范源濂兼任副监督。清华标志性建筑——百年“清华学堂”。
中华民国成立后，范源濂在梁启超影响下，与黄远庸等人一起发起国民协进会。范源濂跟随梁启超及其进步党，开始活跃在民初政治舞台上。蔡元培对范源濂兴办教育的能力极为赞赏，故当他任教育总长后，邀请范源濂为教育部次长。他辅助蔡元培派员接收清政府的学部，然后制定颁布《普通教育办法》等，厉行教育改革，由于蔡元培重视高等教育，范源濂重视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人合作办了很多实事。7月，因唐绍仪内阁垮台，蔡元培辞职，范源濂代理教育总长，不久，陆征祥组阁，范源濂正式担任教育总长。继任教育总长后，范源濂仍本着与蔡元培共同制定的教育方针，逐步实施其教育计划，相继公布了《学制令》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一时各省积极筹办学校，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竞相出版新教科书，教育事业呈现欣欣向荣之势。他特别注重法政教育和师范教育，鼓励私人开办法政学校及其讲习所、养成所，使职业教育得到迅速发展。3年月，范源濂因病辞职，到天津休养。3年秋，范源濂应中华书局聘请，就任中华书局编辑部长，他赴上海就任后，积极为中华书局扩充编辑部，主持编写初小、高小教科书，并编辑出版了《中华新学制中学教科书》和《中华师范教科书》，在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范源濂与梁启超、蔡锷等人积极从事倒袁运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组织新政府，任命范源濂为教育总长，再次主持教育部工作，为了办好北京大学，他电邀在欧洲考察的蔡元培回国担任校长。6年10月，范源濂修正国民学校令，恢复单轨学制，继续贯彻民元时与蔡元培共定的教育改革方针。年5月，北京发生“公民团”请愿围攻议会事件，范源濂辞去本、兼各职；7月，段祺瑞重掌北京政权，范源濂再次被任命为教育总长，直到11月30日辞职。8年春，范源濂赴美考察教育，历时两年。年直皖战争后，直系靳云鹏组阁，范源濂第三次就任教育总长。19年11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北京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推举范源濂为校长。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11月，范源濂到任就职。年1月，孙宝琦组阁，范源濂再次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教育总长。此后，范源濂先后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会长、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委员、代理馆长，仍致力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年1月3日，范源濂病逝于天津，终年54岁。(熊尚厚董玉山)柳潜：慧眼赞赏毛泽东人们知道，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有名师杨昌济、徐特立。其实，在青年毛泽东的早期求学生涯中，还有一位不为世人所熟知，但对毛泽东“帮助很大”，并最先发现毛泽东“伟大之器”的老师，他就是湘阴人柳潜。柳潜（-0），字钧湄，号涤庵，湖南省湘阴县三塘镇岳云村人，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他早年酷爱读书，学识渊博，颇有才华；青壮年以后目睹官场腐败，遂放弃仕途，以教书为业，被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首任校长符定一聘请为国文教师。直到年，《校志》中仍有柳潜的名字。后来柳潜因生活困顿，曾先后在福建和长沙等地做过几年幕僚，后又返回学校从事教师职业，但终因积劳成疾，贫病交加，于0年在长沙去世，终年5岁。柳潜与毛泽东的师生之缘源于年春，时年19岁的毛泽东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考入刚成立的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校普通科一班，柳潜任毛泽东的国文教师兼班主任。年6月间学校准备举行一次作文比赛，柳潜把这次比赛看成是对毛泽东的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对他进行充分的赛前辅导，指导并督促毛泽东全力进行论说文写作的强化训练。在参赛前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篇文章，然后交给柳潜批阅。这样高强度、大难度的训练方法，使毛泽东的写作水平，特别是论说文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长进。毛泽东后来能写出一篇篇震古烁今的政论文，应该说与这段时期严格而刻苦的训练是分不开的。在这次作文比赛中，毛泽东撰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力克群英，一举夺得了比赛的第一名。《商鞅徙木立信论》手稿。
这是青年毛泽东早期求学生涯中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现保存于中央档案馆。柳潜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极为赏识，在文题上方写下“传观”两字，并破例给该文记了分，柳潜还写了六条眉批和篇末总评，共计字，他称此文“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说作者“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柳潜对毛泽东的批语，既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章的精彩之处，又由文及人，点评了毛泽东的远大志向和发展潜力，更重要的是柳潜对毛泽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的诚挚鼓励和殷切希望，后来在毛泽东的人生轨迹中一一得到了应验，这充分证明了柳潜是一位杰出的、成功的教育家，他敏锐地发现了学生毛泽东的个性和特长，并加以正确鼓励和引导，从而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毛泽东对这位给予自己莫大鼓励和栽培的老师，一直都非常感激。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回忆在该校读书时的情景时说：“我第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很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里面有乾隆皇帝的上谕和御批。”9年10月，毛泽东邀请他的好同学周世钊，到北京中南海家中作客时，又问到柳潜，再一次强调说：“柳先生对我帮助和鼓励很大”“是位教育家”，并请周世钊回湖南后，帮助打听他这位阔别30多年的先生，并代他进行慰问。还说，如果柳先生不在人世，请周世钊打听柳先生的夫人及其后人，如有生活困难，代他进行帮助。有人根据毛泽东后来在事业和理论、学术、文学创作等诸多方面所取得辉煌成就，从而认为柳潜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预言家，这无疑是有一定的道理。毛泽东在取得事业成功之后，乃至身为国家主席之时，越来越体会到老师“对我帮助很大”的教诲之恩，因而念念不忘，深深铭刻心中。(程文亮牛威威)END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