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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

汉字革命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革命的重要一环。作为汉字革命的开端，罗马化运动标志着语音中心主义和字母普遍主义在中国的发生。本文以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罗马化工作为线索，重审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的理论源流、跨国际发展，以及随之带来的技术化书写观的结果。一方面，汉字字母化的进程高度契合殖民全世界的语音中心主义。另一方面，罗马化运动以支持改用拉丁罗马字母为前提，在追求可视语音，并与先进声音复制技术碰撞的过程中，出人意料地否定了字母普遍主义，提示重新思考书写意义的必要。

钟雨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副教授。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专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硕士、博士。研究兴趣包括书写系统与技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文学与媒体理论。著有ChineseGrammatology:ScriptRevolutionandLiteraryModernity,-（中文版将由三联书店推出）。

“可视语音”

汉字革命与字母普遍主义在中国

文

钟雨柔

国语运动的经典叙述《四十自述》第6章“逼上梁山”里，胡适如是描述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开端。那是年的夏天，一位名叫钟文鳌的清华学监，利用每月给清华在美学生发放奖学金月费的机会，常在信封里附上各式各样的类似基督教福音书的小传单，如“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多种树，种树有益”以及“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受这位学监的刺激，胡适在去信谴责此等对汉字的无知言论之后，旋即意识到骂学监不能解决中国文字的问题，其时中国文字已然开始被当成中国接受现代科学技术的绊脚石。胡适于是与好友赵元任商议，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当年美东中国学生会的讨论题目，分别作论文探讨。值得玩味的是，“中国文字”的讨论题目成文之时改成了“中国语言的问题”，全文分四部分连载于年的英文杂志《中国学生月报》。胡适坦言他作的一部分是针对汉文的教学问题，赵元任写的三部分“是国语罗马字的历史的一种重要史料”。胡适没有明言的是，国语运动的起因里还蕴藏着汉字革命的起因，而年的这篇文章就是中国汉字革命的第一枪。

本文介绍汉字革命的开端——罗马化运动。罗马化运动标志着语音中心主义和字母普遍主义在中国的发生。需要定义的是，语音中心主义意味着将书写当成语音和语言的附庸和补充，认为书写本来就是语音的记录，且应该更好地服务语音。而字母普遍主义在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它意味着拼音字母因其记音功能而被认为是最好的文字；其二，拉丁罗马字母（以下简称拉罗字母）是拼音字母里最强大的文字。本文定义字母普遍主义在中国的源起为年的英文文章《中国语言的问题：中国语文学的科学研究》（简称《中国语言的问题》），确切地说是赵元任执笔的三部分，其中第一次清楚无误地要求废除汉字，取用字母。本文以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罗马化工作为线索，重审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的理论源流、跨国际发展，以及随之带来的技术化书写观的结果。一方面，汉字字母化的进程高度契合殖民全世界的语音中心主义。另一方面，罗马化运动以支持改用拉丁罗马字母为前提，在追求可视语音与先进声音复制技术碰撞的过程中，出人意料地否定了字母普遍主义，并提示重新思考书写意义的必要。

赵元任（—）

一、“废除汉字，取用字母”

罗马化运动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步入正轨，但其理论建设可追溯到十年之前。赵元任写于年的英文文章《中国语言的问题》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系统论述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的学术著作。年4月到6月，由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留学生创立的《中国学生月刊》分三次连载了这篇中国罗马化运动的奠基之作。文章开宗明义地支持字母普遍主义，明确提出用拉罗字母代替汉字。作为中国罗马化运动的开山之作，要求废除汉字自是题中之意。但有意思的是，赵元任的废汉字檄文在承认拉罗字母优越性的同时，还暗示了中国字母化运动对字母普遍主义的野心，亦即将字母普遍主义国有化。更有意思的是，同年随着索绪尔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语言学(linguistics)正式从语文学(philology)内部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科。年这个年份特殊，当然是历史的巧合——毕竟废除汉字的呼声早于赵元任的文章，如钟文鳌年的传单；而索绪尔年过世之后，其弟子和遗孀便立即着手整理其身后作，三年后付梓纯属偶然。然而，年这个精彩的巧合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洞见——语音中心主义统御全球的时刻，中国的汉字革命是且仅是其中一环。颇具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英文学术处子作便是语音中心主义影响中国语文改革的开端，甚至不惜以废汉字作为代价。

彼时年仅24岁的赵元任不久成为罗马化运动的首席理论家，与罗马化同仁一起创制了国语罗马字(GwoyeuRomatzyh)，日后更成长为20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家之一。作为一个现代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赵元任早年受数学、物理和哲学训练，同时是翻译家、作曲家，还是控制论在中国的先锋人物，作为唯一收到梅西会议(MacyConferences)邀请的中国学者与会发表论文。赵元任的多方面才华让他的语言学转向变得尤为困难。事实上，这一转向就发生在年年初。赵元任在当年1月的日记里写道：“我觉得我生来就是个语言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在上了一门他由衷喜爱的格兰金特(CharlesH.Grandgent)教授的语言学课程后，赵元任做了决定:“我还是做个语文学家吧。”很快，这位语文学家就开始了研究“中国语言的问题”。

格兰金特

CharlesH.Grandgent

（—）

《中国语言的问题》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中国语文学的科学研究”；第二部分专注“中国语音学”；最后一部分探索改革的可能，“特别关涉汉字的字母化”。前两部分强调“科学的、历史的研究”，最后一部分关心“有建设性的改革”。在第一部分中，赵元任把中国语言的研究分为四个分支：“（1）语音学；（2）语法与方言表达；（3）语源学，包括汉字研究；（4）语法与文学语言的表达”。在赵元任看来，“中国语言的问题”不在书面语的研究，毕竟小学传统里有大量经典，如《说文解字》《佩文韵府》《切韵》《康熙字典》等；症结在于对中国口语研究的匮乏。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赵元任日后的整个学术生涯想要纠正的也是这个问题。他坦诚，最初对于中国语言和语音研究的匮乏感来自于他对印欧语系的学习，对照“美、英、法、德学者”在“语音学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中国学者的研究相形见绌。赵元任得出结论，必须把“外国的研究成果移用到中国”，借鉴“科学”“历史”“实证”的印欧语系的研究方法，丰富中国的语言和语音研究。

文章第二部分讨论传统的“中国语音学”，并寻求其现代化的可能。在赵元任的评估体系里，从《切韵》到《康熙字典》每一个语音研究体系都有可取之处，但是没有一个足够有分析力，都不能承担科学研究中国语音的重任。他对反切提出特别批评，认为反切的方法用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不仅不能保证音素的准确，还不能排除切音者个人的发音习惯，反而在切音过程中引入诸多不确定因素。所以，“一套真正的字母”拼音系统应该是“每一个符号代表且仅代表一个音素”，“表音体系必须脱离方言而独立存在”。

由此，赵元任开始寻找“一套真正的字母”。已有的几种中国字母的尝试——王照的官话字母、多种速记法、读音统一会的努力、章炳麟的注音符号——都不能满足要求，虽然他承认章太炎的系统优于前人。讨论完中国本土的拼音系统，赵元任迅速转向西方，提出以下“三个最重要的”系统：国际音标(IPA)、亚历山大·梅尔维尔·贝尔(AlexanderMelvilleBell)的“可视语音”以及奥托·叶斯柏森(OttoJespersen)的音标系统。他认为字母书写必须是“统一语言使用的合乎逻辑的书写系统”，该系统应优先考虑“罗马字母”。

奥托·叶斯柏森

OttoJespersen

（—）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赵元任为中国语言的改造和统一制定了基本方案，亦即以罗马字母拼写中国语言，从而生产一套真正的中国字母。他列举了14条“支持罗马化”的理由：

一、字母适用于我们日益变化的语言。

二、这样做有利于统一方言。

三、发音将不言自明。

四、我们只须学习十几、二十个符号，而不是上千汉字。

五、吸收外来词汇对思想和语言的发展有益。

六、一个重要面向是对技术用语的吸收。

七、翻译名词将变得容易……

八、若我们自己的文字是字母形式的，学起外语来会容易一些。

九、中国语言一旦字母化，外国人学起来将便利许多。

十、字母中文易于印刷。

十一、字母中文打起字来和英文一样快。

十二、索引、目录、字典、名录、归档系统都会大大得益于字母的使用。

十三、电报和密码用字母发会容易许多。

十四、我应当补充盲人识字教育为第十四个理由。

从语言发展到技术问题，从大众教育和扫盲到跨语际、跨文化交流，赵元任判定拉罗字母相较汉字有着无可辩驳的优越性。但是，中国文字字母化的好处虽多，其对字母普遍主义服膺之核心是意欲借科学的、字母化的新的书写系统，回应20世纪书写技术化的挑战，取得和世界其他先进文明等量齐观的资格。

赵元任似乎觉得14条正面意见还不足以论证他的主张，紧跟着他又补充了16组问答，预设反对汉字字母化的可能意见并一一进行驳斥，从语言进化论到如何正确处理文学遗产问题，从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到拼音字母言文一致的高效。赵元任年发表在《国语月刊》上的中文文章部分重复了年的这篇英文文章。他一面扫除罗马化反对派的顾虑，一面告诫支持罗马化的同志们，中国文字的字母化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但是只要遵循科学规则，那么新的中国字母就可以拼写标准的、“在方言中取得最大统一的”中国语。到时，这个中国字母的拼音系统（正字法）将比现有的许多不规范的表音系统—比如英文—都要更规范。至此赵元任明确了汉字字母化的双任务：一、中文书写使用拉罗字母，实现字母普遍主义；二、国有化字母普遍主义，占据新的普世价值。任务一旦达成，一个新的普世的中国字母将成功书写中国现代新语言、新文学，一个新的中国终将出现。

《国语月刊》创刊号

二、两个国语

汉字字母化作为汉字革命的终极目标被提出，标志着语音中心主义和字母普遍主义在中国的确立。尽管文字改革的多方势力对使用何种字母和正字法、效忠何种政治理念往往存在分歧，但他们共同的信念是书写是语言的依附，文字是记录语音的工具。既然汉字作为记音工具尚不合格，遑论继续扮演承载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历史角色，理应取而代之。新的中国文字必须首先是忠实记录语音的工具，才能进一步发展，寻求与其他书写和信息技术整合的可能。然而，语音中心主义带来的直接问题是：中国字母将记录何种语音？罗马化的支持者给出的答案是“国语”。然而国语作为一个经由日文翻译过来的新概念，并不是一个先验的存在。民国初年至少出现了两种国语——年订立的老国音与年前后确立的新国音，先后由民国政府支持并通过。值得注意的是，民国语文改革者混用“国语”与“国音”，进一步加强了语音在国语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了赵元任在年英文文章里提出的棘手问题——如何才能让国语“在方言中取得最大统一”。

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

老国音指的是年由读音统一会商定的、折衷各主方言区的人造国语。读音统一会历时半年有余，审定余字的读音，兼顾南北各地方言，保留部分古老的吴方言辅音、粤语中的尾音、以及入声，成果见于年出版的《国音字典》。同年，读音统一会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以此表明委员会的新任务，并招揽新成员入会，如蔡元培、吴稚晖、胡适、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和赵元任。赵元任更受命于年灌制《国语留声机片》。让人造国音支持者们始料未及的是，普及工作才刚开始，一场质疑国音统御地位的“京音国音”论辩便开始发难。老国音的拥趸还没来得及为国语统一真正施展拳脚，便发现必须面对新国音的挑战。

赵元任便是其中一员。即便有学理和官方的双重支持，赵元任还是迅速感受到了京音的压力。北京华语学校校长、美国传教士裴德士(W.B.Pettus)便向他坦诚，他的学校在京音国音的问题上，已然站到了国音的对立面上，因为“京语请得到会说的教习；国语只存在纸上，找不到教习”。受裴德士启发，赵元任认识到要战胜京音，就要让国音资源和京音资源一样普及。在一封年5月寄给黎锦熙的讨论国音字母的信中，说他计划在商务印书馆请他录的留声机片外，另录一批教外国人学国音的唱片，并为人造国音量身定制一个罗马化草案，如此便可争取在两个国语间举棋不定的外国人，“因此就可以多一个推广国语的势力”。

黎锦熙（—）

赵元任对建成中外联盟共同支持老国音充满希望，并切实着手布局。然而，妨碍老国音普及的不仅仅是它的人造特性，更在于其难度。这一点即便是老国音的主要发音人赵元任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年4月《第二封绿信》中如此描述在纽约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灌《国语留声机片》的经历：“这是一种高级汉语，类似标准的巴黎学院里的语言，或者是德国舞台上的高级德语，是一种谁都不说的语言。但我必须流利使用，其结果还要经得起机器的测试，而留声机片容易夸大任何特征。所以我用《国音字典》查了每一个不确定的字，用红笔标在稿子上，演练了不同的表达方式，还做了节奏和强度的标记。”即便是老国音的指定发音人都不能确定国音的种种发音，普通受众学习国语的难度可想而知。赵元任的录音过程更是凸显了语音复制过程的技术本质。这个过程涵盖国语的发声、录入和复制的全过程，作用于留声机和赵元任本人。从老国音作为拼音系统开始，到赵元任作为发音人，最后通过留声片记音，这是一连串记音书写趋向技术化的写照。书写最终成为可视语音，追求更高阶的声音复制和分析技术，将定义赵元任和中国罗马化运动追求中国字母的最后阶段，容本文后节再叙。

京音国音的竞争最终以京音的胜利告终。京音胜出的种种原因中，最主要的一条，用达尔文引用马克思·缪勒（FriedrichMaxMüller）关于语言进化的讨论来说：“更好的、更简短的、更简单的形式总是时时占上风。”年5月，赵元任再次受邀商务印书馆，录制《新国语留声片》。赵元任不再坚持老国音，在年3月的《第三封绿信》中向朋友们坦白：“这回我用了纯粹的北京发音，而不是国音。因为不瞒您说，我以为受过教育的北京人的语音未来会比国音更有前途。不过我时下的想法还没成熟到可以广而告之的地步。”事实上，早于赵元任，国语统一筹备会于年便取用京音作为新国音，虽然老国音直到年才正式被官方弃用。赵元任在新老国语问题上的立场转变颇具象征意义，同时还留下了相应的两张唱片和两个罗马化草案，分别是年的《国语留声机片》和年的《新国语留声片》，以及年的老国音罗马化方案和年与“数人会”的同仁共同拟定的国语罗马字。可以认为，无论是留声机片还是罗马化方案，都是语音书写的尝试；而从录制唱片到拟定国语罗马字，罗马化运动愈发追求语音书写的准确性和技术性，国语罗马字便是明证。

赵元任著《新国语留声片课本》

商务印书馆，

三、国语罗马字

毫无疑问，国语罗马字(GwoyeuRomatzyh,简拼为GR，简称国罗)标志着中国罗马化运动的高潮。国罗拼写新国音，于年正式被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认定为“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地位仅次于作为第一式的注音符号。由于注音符号不主张废除并取代汉字，国罗的官方身份自然被当成汉字革命的最高成就和希望所在。赵元任作为主要拟定人，在日记里激动不已：“国罗已于9月26日公布了。万岁！！！”三个感叹号既是对国罗成功的骄傲，也是对国罗远大前途的信心。在赵元任看来，国罗的未来，不光是要从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变成第一式，也不仅仅是做新的中国字母；国罗的终极使命是成为能描摹所有语言的普世字母。借赵元任友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的话说，汉字的拼音方案多得比一年中的日子还要多；国罗能在众多拼音字母方案中脱颖而出，要仰仗它过人的记音能力。惯常对国罗的评价往往专注讨论国罗如何为追求记音准确，导致拼法复杂和不实用，从而遮蔽国罗的真正野心：在达成字母普遍主义的同时将其国有化。同样被遮蔽的是由国语罗马字运动揭示的汉字字母化进程内部的潜在矛盾。服膺语音中心主义的字母普世主义固然是国罗追求的形式，但当国罗为记音的完美进一步探索其他记音技术时，拉罗字母作为一切记音文字的普世形式自然要让位于更先进的、更能生产“可视语音”的书写技术，比如下文将论述的更科学的正字法、戏谱和声谱仪。可以说，20世纪的汉字革命，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语音中心主义和字母普遍主义间的吊诡。精彩的是，这组尖锐的矛盾在国罗发展之初，甚至在国罗正式审定之前，就在一封年2月24日高本汉写给赵元任的信里一览无余。

高本汉（—），瑞典人，著名语言学家、博学家、民俗学家，曾任哥德堡大学教授，后出任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长达20年。早年研究瑞典方言，后兴趣东迁，成为瑞典至今仍首屈一指的杰出汉学家。作为历史语言学的先驱，高本汉是重构上古、中古汉语的第一人。他与赵元任相识于年，并维持终生友谊。两人最广为人知的合作是《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原是高本汉的博士论文，后由高本汉亲自邀请赵元任翻译，最后由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三人合力完成，并对赵元任日后在中央研究院展开的方言调查有相当的影响。同样重要但鲜为人知的是两人关于国罗展开的合作和竞争，这从高本汉的信中可窥探一二。来信的时间年2月，正是前文提及赵元任写作《第三封绿信》的时刻，恰好是他在国语问题上弃旧从新的节点。从高本汉信的内容和口吻看，不难判断这是他给赵元任的回信，赵元任信中显然提及新老国音的问题，并可能征求高本汉对中国罗马化运动的意见。高本汉的回信，“踌躇许久”才写就，语气恳切友好，给出了诚实的意见。高本汉对赵元任“信里的问题”思考再三，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中国语文的未来必须让北京话成为“高级汉语”，并以罗马化拼音书写；其次，高本汉推介他自己的《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中使用的罗马化拼音系统作为中国字母的候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高本汉在国罗公布后表达了对国罗的不满；最后，他对赵元任表示鼓励，希望如赵元任一般的有识之士能尽快着手罗马化的实际工作，最后还提出了实践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整封信的定调虽是同志间的交流，然高本汉的意见俨然是专家的权威意见，友好的字里行间频繁出现祈使句，共计使用九次“应该”，两次“不要”。有趣的是，中国语文改革后来的发展确实证明高本汉的先见之明——从北京话作为普通话的基础，到必须制作简单的正字法，从普及课本的重要性，到对改革的宣传，高本汉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不过这封信最值得玩味之处倒不在高本汉的高瞻远瞩，而在于它勾勒了一个支持罗马化的国际联盟如何集结、内部如何竞争的全过程。

高本汉

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

（—）

首先是罗马化联盟的形成。高本汉在宣布中国语文的未来是北京音、罗马字，且必然是罗马化国际联盟一员的同时，不期然描述了中国文字在其中的地位。高本汉写道：“有一样东西最能帮助新中国加入全球智识世界并被大家接受——普遍文字(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