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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22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当选为英国学术院（BritishAcademy）通讯院士（CorrespondingFellow）。英国学术院是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等级的学术机构，成立于年，包括21个学科组，是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学家学术成就的最高认可。中国学者陈寅恪、夏鼐、林毅夫曾获此殊荣，荣新江教授是今年通讯院士中唯一一位中国籍学者。

值此，三联学术通讯特推送20年前张广达先生为荣新江教授代表作《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所写序言，以及王素先生的书评，以志祝贺。

张广达先生在序言中说：“新江借助于整理文书和古籍的深厚功力、学术上的开阔视野，在追踪既往，唤起废墟遗址中酣睡的文化的性灵，再现中古中国与西亚伊朗之间湮没已久的文化联系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王素先生则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逐步建立的以陈垣、陈寅恪、冯承钧、向达等为代表的广义西域研究的深厚学术谱系中界定荣新江著作的重要性：“新江先生的成果，属于集大成，具有总结意味。”我们或可借助两位先生的高评，去体会一个学术领域的从无到有、前赴后继与推陈出新。“黄沙古道也关情”，感谢所有为西域史地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涓滴贡献的前辈学者，没有他们的丰厚累积，就没有后来者的推进与突破。

荣新江，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年留校任教，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简要说来，荣新江教授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影响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中外关系史研究

①突破以往文明传播和以语言学—神话学比较研究为主的路径，尝试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历史研究，勾勒、描述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人群以及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交流，已结集的有《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年）、《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年）。

②近20年来对丝绸之路上的商人——粟特人做了系统研究，揭示中古丝路上粟特人的聚落形态、信仰和生活状况等，并以粟特研究为线索揭示出中古中西交流史研究领域内以往不为人知的一些方面，论文结集为《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年），并主编出版《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年）、《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年）、《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年）。

《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书影

③以课题推进集体研究，成果合编为《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年）、《马可·波罗扬州丝绸之路》（年）、《马可?波罗与10—14世纪的丝绸之路》（年）、《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年），多方面推动中外关系史和丝绸之路研究。

二

敦煌吐鲁番研究

①多年来在国外调查流失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出版专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年），基本弄清流失国宝的情形。

②以敦煌文献为基础，重点研究唐宋敦煌归义军政权，写出第一部归义军史专著：《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年）。

③撰写了第一部敦煌学教材：《敦煌学十八讲》（年），为许多高校所使用，并被译成英语、俄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文本出版，英文本在荷兰著名东方学出版社Brill出版，成为国外高校敦煌学教材。此外，还出版敦煌学论文集两部《敦煌学新论》（年）、《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年）。

④领导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整理自年以来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出版《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两册（年），文图并茂，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主持编纂《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35册（年）。此外，还主编出版《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卷）》（年），并汇集多年收集的吐鲁番文书，合编为《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年）。

三

隋唐史研究

①主编大型学术年刊《唐研究》（1-23卷，-年），推动国内外隋唐史研究的进步，倡导学科发展方向。主持北大项目“盛唐工程”，编辑出版专著5种6册。

②在自己的研究方面，强调社会史研究的转向，尝试以社会流动、性别划分、世俗信仰等多重视角观照隋唐史的研究，特别重视城市社会史的研究，相关论文已结集为《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年）；并最早提出“长安学”，在《唐研究》上推出三个“长安学”专号。

③主持整理唐代墓志五百方，合编为《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年），为学术界提供新材料。

四

西域史和民族史研究

①利用对敦煌吐鲁番文书及东西方学者对西域胡语文献研究的成果，以及多次赴西北地区考察，系统研究了西北民族的变迁史，发表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于阗史丛考》（合著，年；年增订本），此书被国外学者评价为“是最可信赖的”。又合著《于阗与敦煌》（年），深入系统阐述10世纪前后于阗与敦煌关系史。

②多方面推动西域史研究，合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年）、《秩序与生活：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社会》（年）、《黄文弻所获西域文献论集》（年）、《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年）、《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旅顺博物馆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年），组织多学科、多领域学者，多角度推进西域史研究。

③引进人才，花费10年时间合编《龟兹石窟题记》（年），推动古代龟兹石窟寺研究。

五

国际学术贡献

出版EighteenLecturesonDunhuang（年）英文专著、《敦煌の民族と东西交流》（年）日文专著外，合编GreatJourneysacrossthePamirMountains论文集（年），还发表有关丝绸之路、西域史等方面西文论文50余篇，日文论文30余篇。多年来一直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在相关学术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六

推进中国学术规范化

推进中国学术规范化，曾出版《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年），在学生中影响深远。近年来，先后出版《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年）、《三升斋随笔》（年）、《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年）、《三升斋续笔》（年），以多种形式阐述学术思想，倡导学术规范，推进学术研究。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

文丨张广达

新江的新作《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即将问世。多年来，新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隋唐史、西域史、民族史、宗教史诸多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先后出版专著多部，论文、书评近两百篇。今天，新书的出版是他在以上诸多学术领域做出贡献之后的又一丰硕成果，可喜可贺。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平装本书影

新江的新作，使人们看到了他的整体研究的又一组成部分。他的这一新课题的研究符合他历来治学的路数，可以说是他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隋唐史、西域史的自然延伸。多年来，他辛勤搜集分散在国内外的文书写卷，可谓娴习而乐道于兹，心不旁骛。在网罗放失方面，经过他的全方位求索，除了私人藏家手中秘不示人的卷子之外，逸出他的记录或注录之外的殆无孑遗。对于门类繁多、内容庞杂的敦煌卷子和吐鲁番卷子，他在整体上有清晰的概观和通识；在处理个别文书残片的分类归属和定名等具体问题上，他有深入独到的见解。因而他不仅在编目、校录、整合、考释文书写卷自身和结合文献研究文书写卷等多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且通过对文书的悉心爬梳、过滤、钩沉、索隐而积累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量史料。文书残片的片言只语发出的微弱的史实信号，经过他置于历史时空系统之中考察其关联，往往显示多方面的文化内涵。近年，在一点一滴做完网罗散失文书写卷的工作之后，他又开始整理碑铭文献，研究中古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伊朗语世界的关系。他笔下的著述源源不绝，正是他二十年来辛勤努力的结果。

新江在治学过程中，讲究穷尽材料，重视综合利用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使他的研究不局限于仅就敦煌、吐鲁番而言敦煌、吐鲁番，进而注意敦煌、吐鲁番与更广阔的外界的历史联系。我们还看到，他在撰述上，无论是通论还是专题研究，都从学术史角度注意国内外学术发展的前沿状况。从他已经发表的论著看，总是既概括或融会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反映当前研究的最新状况。功力的深厚，视野的开阔，使他在史料梳理和课题论证上独具见地。也正因为是这样，他的很多工作是在和国内、国际的前沿学者对话，很多时候是接着国际上许多学者的话头讲，做出独到的结论，显著的例子是将西方学者所说的吐木舒克语（Tumshuqese）根据唐代文献定名为“据史德语”。

与恩师张广达先生在柏林大街论学（）

新江的这部新书《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以较多的篇幅探讨了中古粟特人的历史及其对周边国家的文化贡献。自古以来，我国中原地区文化就和异域文化纠结在一起。仅以西域而言，在亚洲腹地的沙漠或砂碛边缘的绿洲废墟，荒芜有过青翠，粗犷有过柔媚，寂寥洋溢过生命，落寞孕育过壮丽。正是通过这一广袤的荒漠地区，中国和中亚、西亚文明进行了长期交流。但是，长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定居文明及其与我国中原和草原游牧文明的交涉。晚近乌兹别克境内粟特城邦遗址的考古发掘，近年我国中原地区粟特后裔墓葬的不断出土，促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研究粟特人，即昭武九姓胡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作用。粟特商胡，即昭武九姓，富有经商才能，具有高度组织性，他们由于经营国际中转贸易而足迹遍及中亚东亚，并在他们所到之处建立起聚落，聚落与聚落之间再形成空间极其广袤的网络。新江的新著成功地重构了昭武九姓胡的聚落的网状分布，翔实地叙述了他们的商务活动及其与本土居民的互动，以中古中亚史和中国史中湮没已久的一章补足了PhilipCurtin与JerryBentley等人仅就海路研究前近代旧大陆跨文化的商业关系之不足。

粟特移民迁徙路线图

粟特商胡不仅是经商能手，而且长时期内在欧亚内陆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新江的新著详尽地考证了祆教、摩尼教、景教的东来过程，继GezaUray、H.-J.Klimkeit、DavidScott与RichardFoltz等人研究丝绸之路上各种宗教的交互影响之后接着讲，做出了见解独到的补充。

北周萨保安伽墓围屏石榻贴金彩绘图像

滑动查看围屏石榻彩绘图像

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除了自身具有科学研究旨趣之外，又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的漫长历史从来没有脱离过与另外的民族、另外的思想、另外的信仰、另外的风俗的交光互影，文献中保存着与另外的文化、另外的社会实践、另外的心灵交际的丰富记录。这使中国认识了“他者”和异域，并且藉助于与“他者”的来往和与异域的交流而更好地认识了自己。对于这种与“他者”的对话，过去人们更多地体认到的是如何丰富了我国物质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内容，实际上，这样的对话也同时引发了人们对另外的思维方式的注意。中外文化异同的比较有助于破除思想上的畛域之见，改变仅凭自我存在、自我经验而形成的思维定势。在西力东渐之前，佛教的汉化和宋明理学的发展是藉“他山之石”以促成新思维之绽开的最佳例证。朱熹和王阳明之重新阐释“吾儒”，正是由于有了释氏之“他异”的对照。西力东渐后，新旧思潮无一不以“他者”为衬托，所有的主张无一不以西方为参照系。以继“国粹派”而起的“学衡派”为例，他们在反对当代主流思潮时，仍以白璧德（IrvingBabbit）的新人文主义的理论为参照，支持其“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意在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对待传统，补偏救弊，突破清末以来沿用多年的“中体西用”的思想架构。上个世纪的西方也是同样，一些西方学者正是出于与西方以外的“他者”的深化接触，才开始越来越自行质疑西欧中心论，考虑西方的重新定位。法国文化学家米谢尔·德·塞尔多（MicheldeCerteau，-）,学问极其渊博，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他正是基于广泛的阅读和游历才提出，在欧洲，“史学编纂起源于欧洲与原来不知道的他者的接触”。在当今世界，跨文化的相遇日益频繁，异质文化的互动日益加强，我们已经看不到有什么地区还能游离于世界整体之外。今天，人们讨论的重点不再是跨文化的接触本身，而是频繁接触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在这种形势之下，西方越来越多其他领域的专家也把“西方中的东方”（theEastintheWest）纳入研究和著述之中，例如英国剑桥大学的JackGoody即是。年，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启动了供全国高等院校本科使用的“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方案的亚洲教学计划”（ColumbiaProjectonAsiaintheCoreCurriculum），参与考虑方案的有七十五所学校的百余位专家。该计划现已刊出教学指导书（AGuideforTeaching）三种，继《社会科学中的亚洲案例研究》（Asia:CaseStudiesintheSocialSciences）、《比较观下的亚洲文献菁萃》（MasterworksofAsianLiteratureinComparativePerspectives）之后，年出版了《西方史和世界史中的亚洲》（AsiainWesternandWorldHistory）。该书收有专家撰写的基本教材四十篇，这表明，在西方，亚洲在西方与世界中的历史与现状的重要意义越来越为人所认识，相关科目已正式纳入大学本科的基础课程。从当前这一研究趋势看，我国学者无论是在实证方面，还是义理方面都大有可为。在疏证、考信史实层次上，我们有丰富的传统文献和层出不穷的考古文物和文书，可供研究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的具体过程；在义理层次上，我们有大量的新颖资料可供探讨什么是“他者”（theother）、“他性”（otherness/alterity）、“异己性”（foreignness）和怎样“涵化”（acculturation）、怎样“认同”（identity）的“他者学”（heterology）理论。考据与义理的相互为用，不仅有助于今后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将促进近代历史上的西方的概念让位于世界的概念，并为人们今天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某种启示，打破西方某些论述话语的垄断地位。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江从事的新研究领域不仅仅是考证文化交流中早已存在的有趣史实而已，他的研究也将有助于启发人们思考人类存在、人类交往中的异向理解问题。

我长期游离于国内学术界之外，孤陋寡闻，每次阅读新江的论文，总能在丰富或几近完备的材料、广泛吸收的研究成果、独到的见地等许多方面受到启发，以致每当他有新作发表，我都先睹为快，略减与国内学界现实脱节的遗憾。令人非常喜悦的是，新江的业绩使人感受到目前学术群体的锐进势头，由陈垣、向达、冯承钧、张星烺、方豪、韩儒林、朱杰勤、韩振华、孙培良、章巽等先辈开创的研究中西交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传统，因新江和他的许多同一代学者的新颖研究而得到继承，而迈入新境界，而发扬光大。今天，新江藉助于整理文书和古籍的深厚功力、学术上的开阔视野，在追踪既往，唤起废墟遗址中酣睡的文化的性灵，再现中古中国与西亚伊朗之间湮没已久的文化联系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继此而往，新江以他的优越的主客观条件而肆力于深入探索古代中世纪的欧亚腹地及其周边的多种异质文化，必将对中外交通、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研究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

年7月

张广达，-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在法国、瑞士、美国、日本等国学术机构和大学兼职。

黄沙古道也关情

读《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随感

文丨王素

早年读唐诗，读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阮二赴安西》）；“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常常误认为：中古时期的阳与玉门二关，不但是中原（中国）与西域的分野，也是文明与蛮荒的分界。后来参加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才知大谬不然。广袤的西域，也堪称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不仅如此，这种西域文明，自诞生之日起，便与中原（中国）文明不断碰撞，对中古中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于是，对西域史地有了浓厚的兴趣，也因此结识了专研西域史地的荣新江先生。

中古时期的西域，民族众多，语系复杂，又属中西四大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和五大宗教（佛教、道教、火祆教、景教、摩尼教）的汇聚中心，其史地素称难治。新江先生研究西域史地，走的基本是实证史学的正确路子。实证史学讲究“穷尽材料”。在这方面，新江先生无疑是非常杰出的。学界耆宿饶宗颐先生称他对敦煌文书及西域出土文献“烂熟于胸”（年8月主持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新江先生演讲会致词），季羡林先生也称他“收罗资料，巨细不遗，想在他手下漏网，难如登天”（《归义军史研究·序》）。新江先生对西域史地的认识，虽然兼采中外各家之长，但源出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文化史观者为多，对寅恪先生“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的著名论断尤多创获。因而，其成果一直为中外学界所瞩目。其中，关于粟特及火祆教的研究，尤其受到中外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