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新对新冠病毒与基因编辑新生命的探讨

这不是一篇科幻小说,这是一篇关于基因编辑新生命的探讨文章。

(一)

关于这次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在中国大陆,疫情貌似已被控制;但在国外,很不幸,新冠病毒继续攻城掠地,所向披靡。

至今天(-4-19早6:30),全世界现有确诊新冠肺炎者:人,累计死亡:人。

网上,已有专家评价说:这次爆发的新冠病毒是年萨斯基因与艾滋病基因两者结合的人工合成产物,没有特效药。指望通过研发出来的疫苗去战胜它,或许就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至少目前来说,人类还没有良药去杜绝它的蔓延。

现实很揪心。揪心中,我们看到:新冠病毒通过各种传播手段继续在世界各地剑拔弩张,而死亡人数每天在递增。尽管当代世界医学技术号称先进一流,但此时也显得无能为力,一时难以扑灭这场突如其来的病毒之火。怎么办?

人非草木。想起那些被病毒侵袭而失去生命的逝去者,特别是全家被新冠病毒灭户的那些群体,我悲伤万分。那可是一颗颗鲜活生命猝然离去啊!那也是一个个曾经温馨的家庭在地狱之火燃烧中遽然消失的家庭啊!

灾难之下,我忽然萌生一种想法:未来世界,如果婴儿一出生就能免疫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各种流感,拥有一个不受各种病毒攻击的体能,那么这是医学的伟大还是堕落呢?

有人要问:如何做到这种神奇的体能?——就是利用世界顶先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敲除体外受精卵中**基因,然后进入发育阶段。当婴儿出生后,便天生具有免疫各种流感病毒攻击的能力了。

(二)

记得年那次萨斯病毒,疫情延续天,最终感染人,死亡人(全球共有患病者例,死亡例)。在位幸存活下来的人当中,很多因治疗期间服用大量抗生素、激素而留下诸如股骨头坏死等终身后遗症。他们体内的残留药物可能一辈子挥之不去,排泄不掉。如果患者未婚,那么日后生儿育女,说对下一代没丝毫影响,这结论我还没看到。

本回,那些经激素、抗生素等重度药物治疗后出院的新冠病毒患者,不少在日后检测中又呈阳性。或许,他们的身体从此免疫新冠病毒的攻击了;但也或许,他们可能会与新冠病毒的残留因子相安无事地共存一生了。

新冠病毒可怕,之前的萨斯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狂犬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同样可怕。有专家说:蝙蝠是这些病毒的自然宿主,但由于蝙蝠拥有特殊的免疫系统,携带这些病毒却极少出现病症。

那么人类呢?特别是那些曾经受到过流感病毒严重攻击过的未婚男女,他们在生育上是否可以拥有新的选择呢?通过编辑基因婴儿,让他们的后代能免疫一切病毒和流感的攻击,这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好事还是医学伦理史倒退的坏事呢?

或许有人会对我说:”你这个念头很荒唐!不是一般的荒唐!!!因为,这世上不管病毒以何种方式出现,人类总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办法。比如疫苗,就是对抗病毒的最好武器。病毒再怎么肆虐,疫苗早晚会来相克和收拾它,根本不需要大题小作、通过编辑基因工具去改变这一切。”

我的观点是:当下,医学界对镰状细胞贫血症、亨廷顿氏舞蹈症、泰-萨克斯疾病、囊肿性纤维化、磷酸酰基鞘鞍醇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多发性内分泌肿瘤2B(MEN2B)、蜘蛛状指(趾)综合症等罕见遗传性疾病的基因修改之堡垒正在攻克。一旦攻克成功了,也就是说:如果能熟练运用和驾驭编辑基因工具,那么困挠人类上千年的这些遗传性疾病史将被终极,夺命疾病不再以家族遗传方式传承。

同理,如果我们的基因专家能够熟练驾驭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敲除体外受精卵中某个基因,那人类岂不是将新冠病毒等各种流感病毒打回到老家、并彰显医学史上伟大成就吗?再说,让天生拥有百毒不侵的体能之人去胜任医生这一职业,这不是我变态的想法,也不是个体作出悲壮的牺牲,而是承担改变人类命运史的伟大奉献。毕竟,人类想要战胜流感病毒,单靠接种疫苗,是不行的。更何况,接种疫苗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什么后遗症?比如,在中国大陆各小学,普及打预防疫苗针,一些原本健康活泼的孩子,自从打了疫苗后,体质不升反而下降,患病次数多了起来,甚至出现发育异常现象。试想,这些小学生虽然年龄相同,但体质优劣各异,遗传基因的作用让小学生对疫苗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可学校对小学生们注入疫苗的剂量却是相同的,不分男生女生;也不看体重及其它指标,都是清一式的标准剂量。如此,不出异常现象和反应才怪呢!

回看近现代医学史,历史上出现过的白喉、百日咳、小儿麻痹症、麻疹、结核病等病症,虽然通过疫苗得到早期控制。恰如没有卡介苗疫苗,开放性肺结核病就可能扩散,而一旦扩散,传播程度和速度令人无法想象。但是,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结果。

长期以来,在我国现行医疗体制下,医疗卫生部门明文规定:“在校小学生必须集体接受接种疫苗。”虽然这是免费项目,但在国外,很多国家早已停止这种集体接种疫苗之行为。为何停止?因为他们已经看到疫苗的药物成份对娇幼的小孩体质所造成的伤害于几十年之后才被显现出来。当隐形的伤害性大于公开的预防利好性之时,西方那些国家会不建议或者不同意小学生们集体打预防疫苗针的。

从我国情况来看,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中,患有肾功能不全或肾功能衰弱的慢性病变者不少,其病变症状表现在从小患有慢性肠胃病。有的从小患有消化不良症;也有的从小患有虚胖症。不是过胖(小胖子)就是干瘦,食欲不行。这是造血功能衰弱的表现,其原因还是由肾功能不全引起的。

比如,媒体时常报道身患白血病儿童的病例,希望大家能伸出援助之手。这些白血病患儿童就是因为造血的肾脏功能、分解气化功能降低而引发疾病。他们是无言和无辜的受害者。

同样,由于肾功能衰弱或不全,造成现在的年轻人体质都有程度不同的供血不足及贫血症状。比如早期的精神衰弱、眩晕、记忆力下降等等。这严重危害了他们的正常发育,进而形成了亚健康的体质与慢性病变的体质。

无疑,这是早年接受了各种疫苗所造成的后果。这种以一概全的预防,有多少人对此提出异议呢?更何况,疫苗不是万能的。比如,对于寨卡病毒,酌情服用解热镇痛药。在排除登革热之前,避免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类抗炎药物。目前,尚无疫苗进行预防,最佳预防方式只能是防止蚊虫叮咬。

说起寨卡病毒,巴西在年5月-年1月寨卡病毒肆虐时,共报道例感染病毒的孕妇分娩出小头畸形儿,与往年小头畸形的比例相比上升了20倍。试想一下,让小头畸形婴儿顺利出生是道德的,而人为进行基因编辑干预,关闭和敲除因病毒影响而产生的缺陷基因,那是罪恶的。这样做,这样的道德观,一百年之后回头再看,是绝对荒唐的。除非不生育,否则,一旦生育,感染寨卡病毒而造成神经和自身免疫系统并发症的这些适龄生育男女,绝对会把不健康的因子传给下一代。

(三)

基因编辑技术,英文简称:CRISPR/Cas9。捷足获得此专利的是美籍华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张锋。他在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专利时,特地多花70美元,走绿色通道,由此完胜早于他半年联名递交专利的美国女科学家杜德纳与在瑞典某大学任教的法国女科学家卡朋特。

当然,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DavidLiu(美籍华人,中文名:刘大卫)也是非凡的发明家,贡献杰出。年,英国《自然》(《Nature》)杂志评选出年度十大科学人物时,其中之一就是刘大卫。评选组称他是了不起的“基因的修改者”,所开发的基因修改工具是自然中前所未有的,它有一天会救命。

在我国,年,世界上首例免疫艾滋病(HIV)基因的编辑婴儿:“露露”和“娜娜”,来到世上。这是原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敲除体外受精卵中CCR5基因,使出生的婴儿天生具有免疫HIV(艾滋病)能力。深圳南山法院以“扰乱医疗管理秩序罪”和“非法行医罪”,判贺建奎牢刑三年。

这里,我科普一下:基因编辑分两块:体细胞编辑和生殖细胞编辑。前者,对人体组织中非生殖性的细胞,诸如皮肤、肝脏、肺和心脏等细胞进行编辑,这是以防治疾病和残疾为目的临床试验及临床应用,各国法律伦理大多准许。后者,生殖细胞编辑,在怀孕之前,或怀孕期间改变DNA。这个改变可以被继承;同样可能会伤害到其他基因。故而,各国都明令设置禁区。

然而,我要说:医学科技没有长久的冬天,只有向阳的春天。因为这是人心所向,潮流所向,谁也阻挡不了。

恰如,年,伟大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工程”开启,目的是解码人类全部的DNA。它有5个主要目标:第一、确定人类DNA的全部基因;第二、测定构成人类的DNA的30亿减碱基对序列;最后一条是:研究该计划所引起的道德、法律和社会问题(项目于年4月完成)。

在今天看来,这最后一条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目标。然而,在当时,却是非常重要的目标,因为世人观念没有适应过来,认为采集个人DNA,这是严重的侵犯个人隐私。就如同带摄像头的手机发明上市之初,有道德专家说,这会严重侵犯个人隐私。然而,事实上,通讯科技并没有因道德专家们的担心而停止前进的脚步。

又恰如,年12月于华盛顿举办的“首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大会组委会还振振有词地说:必须明确当前监管和政府规章的范围内可进行的研究和临床应用领域,凡是在临床进行任何可遗传的生殖系细胞编辑都是不负责任的。但到了年,第二届会议在香港召开时,大会组委会制定的政策已松动许多。比如,这一年(),美国一家医药公司已获得本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准许,开展针对适用于遗传性视网膜衰退疾病的治疗——LCA10(Leber先天性黑蒙症)的基因编辑了。

确实,用三年前的目光与标准来审定与评判三年后的事物,这对于日新月异发展的基因科技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何况,年初,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了《人类基因组编辑:科学、伦理与管理》报告,首度对基因编辑人类松了一个口子。也何况,基因编辑相应国际规则应该由社会道德伦理专家共同参与拟定,而不是由基因专家们关起门来自弹自唱。

(四)

基因编辑意义何在?它可以改变需要改变之人的一生命运。

比如,不管是杜兴型肌营养不良症还是贝克尔型肌营养不良症,两者区别在于:前者在童年早期便显现出来,而后者则在童年后期显现出来。但最终,到了青春期,都不可避免地要坐轮椅。既然基因专家们知道这是由于其X染色体突变造成的,那么对这些携带可能基因突变的家族遗传史的生育男女,在育前进行基因检测,发现问题给予及时修改呢?换言之,是让出生者日后终生坐轮椅这一行为道德,还是在育前进行基因修改这一行为道德呢?

医学总是伴着争议而前进。有人读了此文会问我:“当我们的医学科技如愿诞生了你所说免疫新冠病毒等各种流感病毒的新生命时,如果日后有一天,比新冠病毒更毒的病毒出现了,怎么办?是一路继续修改下一代基因,还是以另一种生命哲学去面对呢?”

但记得伦理学博士、东南大学医学人文系主任程国斌教授就“贺建奎事件”在他的《如何看待这一次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一文中说:“第一,如果未来这种技术已经经过充分的科学试验,达到安全有效的程度,是否还应该被禁止?第二,以所继承下来的历史和伦理名义,禁止指向未来的科研创新是否都是合理的?”

也记得,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上帝的手术刀》一书中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对自身和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也许会凝滞,但似乎从未被逆转。我们已经见证了以锌手指为核酸酶,‘神话’核酸酶以及以CRISPR/Cas9技术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迅速降低了人类改造自身遗传信息的门槛,为人类治疗疾病,预防疾病乃至改善自身性状开启了一扇大门。不管是恐惧也罢,抵触也罢,欢迎也罢,漫不经心也罢,我们这个物种在进化数十亿年之后,确确实实已经站在了大规模改造其他生物乃至创造自身的门槛上。在这个很可能被载入史册的关口,与其试图用道德观念和伦理批判延缓脚步,还不如用更放开的心态拥抱他,用最严格的监管管控它,让新技术在自身进化成熟之后,帮助人类更好的认识和完善自己。”(《上帝的手术刀》(王立铭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年出版,P。)

(五)

确实,医学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并且每年在日新月异变化。可以这样说:年,是CRISPR-Cas9基因编辑的春天。

这年6月,俄罗斯分子生物学家DenisRebrikov宣布,他计划开展基因编辑婴儿试验,如果获得批准,年底之前就动手。计划一旦成功,他将成为全球第二个公开进行这一试验的科学家。

这年10月,英国一位科学家在《生物伦理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最新研究表明,目前基因编辑风险很低,有可能被用于人类胚胎,两年内或将对试管婴儿进行编辑。该生物伦理学家凯文·史密斯解释说:“从功利主义观点来看,基因编辑是处理单个胚胎中与疾病相关的多个基因组位点的唯一可行性方法。因此,基因编辑婴儿是非常需要的,它将有助于保护人类免受神经疾病、遗传疾病、癌症、痴呆症及其他常见疾病的侵害,并且平均无病寿命将大大延长。”

同月,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共同发布一项新基因编辑技术,宣称可纠正多达89%包括导致镰状细胞性贫血等疾病的遗传基因缺陷。换言之,越早被允许开始基因编辑生物,就越能早获得广泛的利益。

这一年,基因编辑技术大王、美国布罗德研究所张锋教授发现除CRISPR/Cas9系统之外的第三种系统:Cas12b,它能显著降低脱靶效应。

这一年,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两位教授开发出一种基于CRISPR/Cas9的疗法,以治疗哈钦森-吉尔福德早衰症综合症。

这一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利用循环排列技术构建出一套称为Cas9-CP的新型Cas9变体,这将简化Cas9融合蛋白的设计,使它们用于除了简单的DNA切割之外的多种应用,比如碱基编辑和表观遗传修饰。这也等于是给Cas9装了一个开启开关,从而能更好地控制CRISPR基因编辑。

这一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利用CRISPR-Cas9系统成功开发出Cas9-MMEJ技术,这技术有望治疗移码突变导致多达种不同的疾病,其中包括肌营养不良症、赫曼斯基-普德拉克综合症、家族黑蒙性白痴病症等。

当下,新冠病毒正肆虐全球,我相信:世人会迎来战胜病毒的春天,但在战胜之前,必须先面临冬天的严峻考验。

-4-19

我的原创文章,如下:

我愿意替你坐牢三年——致基因科学家贺建奎一封信

西医的另一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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