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教授与中国近现代史写作

来源：《史学月刊》年第7期作者：李平生选题是历史学论著写作成败的关键,要有创新并考虑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历史研究及写作需要史实的实证和史识的阐述来支撑。缺少史实的实证,历史就变成一个空架子,但要避免史料的堆砌。史料工作不是机械的工作,而是高层次的智力劳动。转引材料应该注明出处,以示尊重别人的劳动。至于史识,也即史学家的思辨,这有很高的甚至是很残酷的要求,真正的史学家(例如司马迁),能够达到历史哲学方面的理解,甚至是对宇宙生命的终极诉求,这也要求史学家应该有史学的参与意识。此外,文字表达是一件很重要而又很痛苦的事情,历史学家不应该原谅自己在文采方面的缺失,而应该提高文字表达能力,适当地强调史感,以达到设身处地地与古人对话、交流、沟通。总之,史料、史识、文采三者应该达到完美的统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初相比,当今历史学似乎面临着话语权削弱的尴尬局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仅就历史学论著写作而言,选题重复,观点雷同,文字艰涩,表述方式单一,缺乏思辨色彩,尤其是缺乏人文关怀和价值诉求,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侵蚀着历史学的应有功能,也影响了历史学的认知效果。事实上,历史学论著写作的要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鲁迅先生称赞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古人要求文章的考据、辞章、义理三者不可缺一,这都说明历史学论著写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史实陈述的层面上,还应该讲究文采和思辨。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代历史学的写作状况,又应该如何提高历史学的写作能力呢?带着对这些相关问题的思考，笔者于年10月初借参加上海大学举办“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与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下面是根据录音和有关印象而整理的文稿。谈创新：学术研究最忌讳的就是“炒现饭”李平生(以下简称李):中国史学“文革”以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初,曾经出现过一段时期的繁荣景象。具体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而言,这种繁荣景象的出现,和当初你们那一代正当盛年的学者奉献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文章是分不开的。当年在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我们曾经私下讨论说,撇开学术观点不论,单就论文写作而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有三个写作大师,或曰写作高手,这就是陈旭麓先生、李时岳先生、章开沅先生。如今,20年过去了,陈旭麓先生、李时岳先生都不幸作古,而您作为我们当年崇拜的三个写作大师之一,惟一的健在者,能否单从历史论著的写作角度,对当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状况,以及当前的写作状况,发表一些评论?章开沅(以下简称章):大师或高手之类的称呼我都不敢当。应该说,史学界不少人写过才华横溢、文采飞扬的好文章,你所提到的陈旭麓先生、李时岳先生的文章的确很精彩,可以说是流畅自如,引人入胜,我也非常爱读。前辈学者如翦伯赞先生关于内蒙访古的文章,应该属于散文精品;吴于廑先生晚年有关世界史的宏观论述,博大而又精深,至今仍为海内外学者所赞赏。我自己的文章毛病甚多,无非稍为注意语法修辞而已。其实,我在年以前的学生时代很爱文学,也很爱写作(包括写过一些诗),当年的文章比现在活泼,略有文采而无矫揉造作痕迹。解放以后,片面学习苏联,联共党史教科书也成了写作的经典,为害甚大。我们这代人不仅思想上受教条主义束缚,文风上也受那种不太高明的译文的影响,呆板平滞,逐渐丢失了自己本身的特色。“文革”以后,不仅思想得到解放,文风也得到解放,我这才写出几篇还使人看得下去的史学文章。记得80年代初我陪胡绳先生访美时,他很夸奖唐德刚教授的文章,主要是由于唐文挥洒自如,活泼而有趣。其实我们大陆学者的文学功底并不比海外华人学者中的文章高手差,但起先学苏联而受洋八股影响太深,后来又由于“左”倾思潮泛滥,大批判之风盛行,政治干预学术无所不在,思想驰骋的空间愈益逼仄,文章也就越写越呆板。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也是我国学术界的很大损失。现今很多中青年学者,由于学术环境的变化,思想上的束缚较少,创新的勇气也更大,所以比较容易写出一些活泼流畅的精彩论著。但是,也有不少年轻学者,或由于缺少足够的文学修养与文字修炼,或由于学风浮躁、贪多图快而不注意文字的推敲润饰,所以写的文章缺乏文采,读之枯燥无味。当然,学术论文的内容是根本,但如果词不达意或条理不清,再好的内容也很难充分表达出来并为读者所理解。现在的学术环境比我们的中青年时代好很多,希望中青年学者珍惜大好时机,不断充实与改进自己,写出更多更好的学术精品。李:我在《文史哲》编辑部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接触到大量的来稿,其中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教授、副教授的,也有博士生、硕士生的。坦率地说,这些来稿当中能够符合《文史哲》刊用标准者所占比例并不高。我仔细阅读来稿,发现他们并非用功不够,而是选题大都缺乏新意,以至于花了很大的功夫却是重复了他人的劳动。依我偏见,论文写作的成功与否,与选题有很大的关系。找到一个好的选题或者是切入点,往往会引发连锁反应,或者说会带来某一课题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下面,能否请您就论文的选题问题谈一些看法?章:选题当然很重要,读者看文章首先就是看题目。但就学术论著而言,选题似乎有两种:一是研究课题的选择,一是文章题目的选择。你说的大概是前一种选择,这也是学术论著成败的关键。焦裕禄有句名言:“别人嚼过的馍不香。”他讲的是亲自作调查研究的必要,学术研究也是一样,最忌讳的就是“炒现饭”。现今的研究生都懂得,在正式写论文之前必须作开题报告,其用意首先就在于通过集体讨论力求避免重复劳动。这并不是说别人做过的课题你就不能做,而是你必须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有所前进,或者说有所创新。就像陈寅恪先生强调的那样:“发掘新材料,开辟新领域。”史学研究必须掌握原始资料,包括认真阅读重要史籍的文本,这样才有可能写出确有原创意义的精彩论著。辗转引用二手货,甚至人云亦云、鹦鹉学舌,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应该属于打假扫劣的文字垃圾。学术创新并非轻而易举的游戏。过去顾亭林写《日知录》,有时一年之间,“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所追求的是自己的真知灼见,而不是任何世俗的虚名。他把严肃的治学比作亲自“采铜于山”,而把时人草率“纂辑之书”比作“买旧钱以充铸”,既破坏了古人传世之宝,新铸之钱又极粗劣,此之谓“两失”。这层道理讲得深刻而又管用,所以我经常向学生转述。现在人们都在大谈创新,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一定要对创新作深层的理解。创新不仅是个人的追求,而且也往往产生于社会需要的驱动。不过从务实的观点来看,创新总要花费精力,讲究实效,不能玩花架子。所以,这种创新不能过多地从时间上来考虑,可以长可以短。既然强调像你刚才所提到的可持续发展,就应该从比较长的时间来追求其价值,不能急功近利。比如,当年在寻找改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口时,因为强调社会经济史研究,强调社会环境研究,结果就出现了商会研究。而商会研究的出现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有一大批商会档案的被发现。没有这批档案的整理与利用来作为支撑,就无法开辟商会研究这个新领域和一系列新课题。所谓的新课题不一定仅仅出现在新的研究领域,在旧的研究领域也可以发现新课题。比如商会研究现在不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里面的新课题可多着呢!其中的非政府组织(NGO)的研究目前正时兴着,正在成为一个新课题。虽然它的名称是古老的,但研究的角度和内容却是新颖的。它不但在近代历史的国计民生中产生过作用,而且在现实社会中也将产生作用。从这样的角度研究商会,这就不是进行一种简单的重复。研究新课题不一定要依赖新史料,即使根据旧史料或是一般史料,也可以写出有新意的好文章。过去李时岳在这方面是很见长的,他并没有刻意去使用新史料。当然,他也做过《龙华会章程》方面的考证,但他的特色不在于考证。过去陈旭麓也是这样,没有做过多的史料考证。倒是我在史料方面下的笨功夫更多了一点,以前写《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在北京图书馆泡了很长时间,又到张謇创业的南通实地考察,其中的艰辛且不细言。总之,研究进展取决于个人的悟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能力,就像同一首歌,一首老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唱法,有不同的风格,其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选题要求不能一概而论,但创新要求则是必然的,否则就没有价值。关于你刚才提到的重复劳动问题,现在国外学者对国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批评,尤其是对民国史某些论著的批评,主要也是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产生也可能由于条件的限制,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阻隔,再加上不擅长外语,因而对国外学术进展的情况不了解,以至于做了不少重复劳动。事实上,有些博士论文也存在重复劳动,在这方面个别新兴学科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他们的导师本身也不太了解国外的学术进展情况,无法指导博士生的选题进入研究的世界前沿。而老学科的情况则不一样,对老学科的带头人的要求毕竟是很高的,因为老学科原来的起点就很高。别的学科我不讲,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日本学者对我们的民国史研究的批评就比较多,因为他们对这一领域的了解相对于其他领域要多一些,而我们的研究队伍在数量上很庞大,但真正高质量、有建树的学术论著并不多。李:谈到选题的问题,我注意到有的学者的选题变换跨度较大。事实上,选题的变换也意味着研究领域的转移,而研究领域的转移有的时候是出于学术理路的自身发展要求,有的时候则可能另有原因。美国学者周锡瑞起初研究辛亥革命在两湖,后来研究直鲁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最近又在研究陕甘宁边区,其选题跨度变换较大。我也注意到,您早年研究辛亥革命,成果斐然;后来您研究张謇,研究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并推动中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最近,按您自己的说法,您又“半路出家”去研究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这其间你还研究过南京大屠杀。此外,我还拜读过您最近写的《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一类的文章,注意到您正在思考新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精神问题。出于好奇,我想知道您选题变换且跨度较大的原因是什么?章:我尊重创新,但我绝不追逐时尚。我的研究领域转换,跨度并不很大,正如周锡瑞一样,我们仍然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同一领域中变换研究课题。有些课题的更新,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如从现代化或商会史的角度重新解读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等。有些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如研究南京大屠杀,完全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历史学者,有责任挺身而出,驳斥日本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真相的各种谎言。至于近些年来参与讨论人文与科学的关系,仍是出于对人类文明当前面临严重危机的担忧,对人类文明今后走向的关怀,如果不嫌夸张的话,也是受一种潜在的责任感的驱使。至于研究教会大学史,那多少有些出于偶然,因为是年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的建议与策划,并非是我自己原有的计划。但这毕竟还是我自己的选择与决定,一是因为这个课题确实具有值得研究的意义(包括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二是因为我还多少具备若干研究这个课题的条件。当代科技迅速发展,诚然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但相形之下精神生活却日趋庸俗乃至贫乏,表面的喧闹繁华掩盖不了许多人(包括某些达官富豪)内心的苍白空虚。而由于物质利益的强大驱动,人类不仅严重糟蹋环境(包括太空),而且严重糟蹋自己,乃至年复一年地利用高科技手段自相残杀。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对此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缄默无语。对于全球性重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