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末已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王凤鸣,生于年,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很和蔼,吃了很多苦,挨了很多批斗。但,从没见他有过怨言,总是默默地尽心工作,直到去世。

听父亲讲,过去我们家也是好户家,有几百亩良田,还有车辆和牛马,在城里还有宅院。农闲的时候,一家人都住在城里。

年2月,日本鬼子攻占了县城,无恶不做,我们一家就搬到了乡下。

面对日本鬼子的暴行,爷爷看在眼里恨在心中。血气方刚的他,悄悄变卖了上百亩良田,购买了枪支弹药等,召集了二十多名亲戚和本家自己及邻村有志气的年青人,北上太行山,投奔他的好友陈子植,参加了八路军。由于爷爷有文化又有组织能力,被任命为干部,那一年是年10月。

后来,为了部队需要,爷爷下山卖了全部良田,只剩下几十亩不太好的薄田,又带了十几个人和枪上了山。

年,在和敌人的几次战斗中,部队减员较多,爷爷再次奉命下山组织人员。就是这一次下山,由于他所在的支队转移,从此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多次寻找,也没结果。其间日本人和国民党当地政府多次邀请爷爷为他们做事,都被他果断拒绝。为躲避他们的纠缠,只好在外地找份事做,直到年家乡解放。

解放后,土改、划成分,由于村里就我们地多,被划成了富农。其实,按政策我们家最多是个中农。可是,上边说你们村没有地主,最少得有个富农。就这样,我们家稀里糊涂就成了富农。

谁知,就是这富农成分,大人、孩子都受到了牵连。小孩进不了少先队,青年入不了共青团,参不了军,大人当不了党员和干部,几个哥哥姐姐学习成绩很好,却上不了高中和大学。因为成分,本来受过高级教育当教师的姑姑,被迫离开她热爱的学校和学生,从此再无缘走上讲台。因为成分,文化大革命中,爷爷被戴上高帽,被肩扛长枪的民兵押着批来斗去,全家人抬不起头。因为成分高,孩子们到了结婚年龄娶不上媳妇。因为成分,我父亲本来在外边有很好的工作,单位寄来了路费却被村里霸着不能去。因为成分,我三叔被派去修黄河。冬天,赤脚站在冰冷的河水里,双腿被泡的像桶一样粗,嘴唇冻的青紫。去看他的二叔心疼的直掉眼泪,禁不住抱住三叔冻的颤抖的身体说:“钢,你回家吧,二哥替你。“三叔倔强地说:“不碍事,我顶得下,咱家我一人受罪就够了,回家你多替我给爹妈尽点孝,不要告诉他们我的事,免得让他们担忧。”回来家后,二叔还是告诉了家里人,我父亲几天都睡不好觉。爷爷两眼噙着泪,忍着害怕它掉下来,再也管不住,那时我三叔才十几岁不到二十。后来,三叔大病了一场,高烧了好几天,差点没了命,家里谁也不知道。

有些好心的村里人私下和我爷爷说,那时你再多卖些地,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为打鬼子你出钱出力,现在啥没捞到又成这样,不后悔吗?

爷爷说,不后悔,我也不能叫家里人都饿着。

那时,陈子植已是某分区司令员,大校军衔。我爷爷带出的有几个人也都有了军职或地方职位,后来都升到了处厅级干部。其中,本村的王振山离休后享受副省级待遇,还入了县志。上世纪五十年代王振山回来过一次,曾给我父亲一张他为毛主席讲解黄河治理图时和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被父亲珍藏在箱底,后来不知怎么也找不到了。

爷爷和我们家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他从没跟政府说过。如果当时爷爷积极向上争取,也许他老人家会少受点罪,或许还会受到上级的照顾。但,爷爷只字未提。他常给我父亲说,我带出去的人虽然有了出息,咱家也做出过贡献,但,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牺牲了,有的尸骨都不知埋在哪,再也回不来了。他们是我带出去的,却丟了性命,我对不起他们的家人。咱受点苦没啥,却能全家人聚在一起,知足吧,挺一挺就过去了。他说话总是那么干脆执拗,不容别人分辩。

这就是我的爷爷,几乎卖尽了家里全部的田产,为国家和她所拥有的军队输送了众多的新鲜血液和财力,最终又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为了革命为了国家抛家舍业,却甘隐于世间,成了不被人知中的一员。人生低谷和困难时,从不向国家邀功请赏伸手张口。他是我真正值得最最敬佩的爷爷,虽然他很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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